教育？教育是个什么玩意儿？谈到中国的教育，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范畴，所以就加了一个“现状”，这就触及了许多人的神经。

　　教育，谁可以给出一个较全面、较准确的解释或说法？说到教师，人们是很容易理解的了；说到教授了，也许只是人们意识观念里的一个形象，也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现在的中学生，有几个是可以完全理解“教育”的含义的。

　　说到教育家，也许中国有个很大的，应该归属孔子吧！几千年前，不认识字的人都知道这个孔老二，你说这孔老二的影响力怎么样？

　　道这孔老二也是多么的厉害，让不认识字的人认识他；让不认识字的人认识教育家（当然，现代也不局限是文字，更是科学），这才是真正的伟大！这伟的也太大了，把中学生都“围”进去了！

　　看到一批一批的高中生因高考失利而不能自拔，离家出走的、跳楼自的，变成精神病的、抑郁症的等，无不让人痛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重复着，总没有人提出，有的是“不敢”，有的是不会提，有的是不想提。久而久之，教育之弊大矣，学生之弊大矣，社会之弊大矣！千年文化传脉就这样被肢解着！

　　试问：所谓被正式录取的，到底有多少才是真正合格的；只差那么几分、十几分或者几十分的人就是不合格的么？

　　试问：一页试卷就真能决定一个学生的能力么？如果真是这样，也未免太荒唐了吧！

　　孔子为了一个教育家的名头，可是穷了一辈子；而现在的教育“家”，为了一个“特级教师”的名号，主要目的就是钱！

　　可以发现，不只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还包括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踏进这个社会后，连最基本的一点礼貌都没有，更别说做人的道理了！

　　这就是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多的满街都是，至于那些无官无分的，满街都是“”！

　　有了问题，连最基本的原因都搞不清楚，就像黑暗中的狗一样，听见别的狗叫自己也跟着狂叫，即和狗的行为都差不多，这还不愚昧无知么？

　　既然是教育的腐败，为什么不承认呢？但也不是不承认，是忙着挣钱，忙着搞活，忙着增长GPD呢！

　　一个社会现象的产生，它绝不是偶然；一个国家问题的出现，它绝不是一天两天！

　　现代，文化课成绩只代表一个人当前的处境，不代表一个人的实力；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要全面发展；现代的文化课只是一个形式的误导。学校你是很优秀的，也不代表你出社会以后也是优秀的，现在的社会要想立足，就要全面发展，不只是文化课。这也是中华文化传承的精华！

　　如此，是我们的目标太小、眼光太短！一个人一生在一个“书”上吊死，这是何等悲催的事情；至于对未来教育的展望，小时我们都知道“亡羊补牢”，也许那时没有政府、政治格局，高中之弊日益厚矣！！

　　23.影视教育的现状与趋势——2006中国高校影视教育与学科建设高层论坛综述

　　24.中美高校影视教育比较研究——以南京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影视教育为例

　　32.大数据时代影视艺术的发展趋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2014年年会综述

　　37.普通高校影视教学必须建立大影视教育观——影视课程教学深化素质教育浅谈

　　49.影视艺术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兼论影视教育对于青年价值观塑造的意义

　　50.21世纪影视艺术的发展趋势与时代特点——兼谈面向新世纪的影视艺术教育

　　56.国际影视教育发展的趋势与挑战——国际影视院校联合会主席唐纳德·J·泽坡拉访谈

　　62.当下中国影视文化的发展态势与理性思考——中国·长春首届“影视教育与文化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综述

　　65.集众家之力开创影视教育新篇章——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影视教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影视教育高层论坛”综述

　　82.新媒体传播与影视艺术发展——中国影视高层论坛暨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2015年年会综述

　　95.影视教育的协同创新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影视教育委员会2013年年会综述

　　2004年9月19日，中国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开始从单一中心时代逐步向多中心时展，即向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注重社会结构多元化、职能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时展。结构多元化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崛起、城市私营企业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城市化程度的提高等方面。职能多元化意味着分化的社会结构应该履行不同的社会职能，不同的社会职能应该体现不同的社会价值。价值多元化则意味着在物质和意识开放的社会发展中，人们追求事物的价值趋向多元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一批富裕的社会群体，该群体对子女的教育有特殊的需要，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与国际接轨的教育、更优质的教育，或者是能够得到特别的照顾。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上大学不再是普通人的梦想，人们在怀揣着上大学的愿望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基木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方而的培养。而公办的中小学、幼儿园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卜，在满足家长的这个需求方而能力欠缺。政府公共则力的不足导致许多公办学校在维持生存方而出现了资金链的中断。人才的自由流动政策和教师追求价值的多元化使得这些学校的优秀教师纷纷涌入环境较好、待遇较高的民办幼儿园，再加上人性化、灵活性的办园政策，极大地满足了不同阶层人士的需求。这些都促使人们在选择教育价值方而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于是，多元化的民办园应运而生。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也曾出现过文化、教育等社会独立结构。每个独立的结构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为了保障每个独立结构能够充分实现其价值，政府需要界定各个结构主体的职能，并创造条件促进各个主体实现其价值，以满足人民对价值的多元选择。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明确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意味着我国想通过建立和谐社会来解决政府与资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教育与民众之间的矛盾集中在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等方面。这一时期，关于和谐社会和社会公平的研究较多。2004 - 2014年以和谐社会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 131 070 篇，以社会公平为主题的期刊论文 16 671 篇。民办幼儿教育作为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体现着社会的公平，因而，成为和谐社会和社会公平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

　　教育思想是民办幼儿教育迅速发展的指导思想。早在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同志就指出教育事业绝不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支持教育事业，兴办教育事业。1992 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再次重申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国家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在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开始改革学前教育体制，多渠道地筹措学前教育经费，将发展学前教育事业作为政府、社会、家庭、学前教育机构的共同责任。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法律为民办幼儿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市场经济的深化逐步波及到幼儿教育领域，体现在农村幼儿园成为幼儿教育发展的重心之一和幼儿教育的发展必须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两方面。随着社会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增加，教育消费主体对教育需求日趋多元化，国有企业幼儿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堪重负转制成为民办幼儿园，社区幼儿园作为房地产业日益发展的产物逐渐成为城市民办幼儿园发展的主流。同时，九五期间，我国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幼儿教育经费仅占教育经费总数的 1.3 %，这表明发展幼儿教育的主要资金来源于社会力量和民间资金，这就意味着民办幼儿教育作为公办幼儿教育的补充，在幼儿教育事业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分量。J9九游会 九游会J9为了进一步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1997 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对社会力量办学提出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2002 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4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民办学校的举办者、设立、组织与活动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为我国民办教育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2010 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新农村建设规划。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大力扶持民办幼儿园。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纲要》的颁布明确了政府在发展民办学前教育的职责、民办学前教育发展的重点与目标。2010 年我国了《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特别是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明确要求各省(区、市)以县为单位编制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文件的颁布，把发展学前教育提上有计划的发展日程。在国家政策、法规的保障下民办幼儿教育以一种蓬勃的态势迅速发展。据我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2012 年，我国有民办幼儿园 12.46 万所，比上年增加 9 234 万所;入园儿童 865.62 万人，比上年增加 52.23 万人;在园儿童 1 852.74 万人，比上年增加 158.54 万人。研究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研究者较为关注的问题。2004-2014 年以学前教育发展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 960 篇。研究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要研究民办幼儿教育的发展。

　　关于民办幼儿园概念和类型的研究不多，没有太多的争议。郭宗礼认为民办幼儿园是指由国家机构之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承办的、主要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和运行的幼儿园[2]。罗英智根据民办园的办园主体、产权和经费来源的不同将民办园分为 5 类：1) 纯民办幼儿园，经费自筹，产权、经营权私有;2) 单位、团体办幼儿园，经费自筹，产权私有，经营权归主办者或承包者;3) 民办公助幼儿园，举办者为民间团体或公民个人举办，在教学、人事、招生等方面受到政府或主管教育部门扶助;4) 国有民办幼儿园，所有权国有，经费自筹，经营权私有;5) 股份制幼儿园，股东自筹经费，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幼儿园，股东一般不参与经营幼儿园，行政领导权归当地政府，业务指导权归教育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之后，民办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方面，陈静等研究者认为，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民办幼儿教育在总体上呈现出阶梯形态;民办幼儿园由于经营分散、行业集中程度低、未形成规模经济和学习经济效应。有些研究者通过调研发现小规模民办园存在一村多园的布局不合理的现象，从而造成办学资源的分散与浪费，甚至园际之间展开恶性竞争的后果。在微观方面，民办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办园模式和民办园自身管理两个方面。吕桂珍在总结北京市民办园特色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列举了北京市民办园的发展模式，如集团发展模式、中外合作办园和办国际园模式，为地方省市民办园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在民办园自身管理方面，众多的研究者在对农村民办园和城市民办园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大量的一手资料，认为目前民办园在发展中主要存在诸如资金投入、办园设施、安全与卫生、教育观念、教学内容、保育、收费和财务制度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者各抒己见，认为政府、社会和民办园在改变民办园生存状态方面应承担各自的责任。首先，政府应做好宣传、立法、规划、督导、资助、咨询 6 个方面的工作。其次，社会成立小规模民办园的行业协会，规范小规模民办园的收费标准，制定行业认可的评估制度对民办园进行评估、验收。再次，民办园应改善办园环境，完善内部管理体制，更新教育观念，提高儿童活动质量。

　　研究者从生存状态和专业发展两个角度分析了民办教师的发展现状。首先，从生存状态来看，研究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由于社会地位不高，社会保障缺失，缺乏规范有效的劳动合同，工资待遇较低，因而，民办教师处于职业倦怠和焦虑严重的困境中，从而出现了民办教师流动性较高的现象。其次，从民办教师的专业发展来看，研究者认为目前民办园还没有制定统一的教师准入制度，民办教师拥有教师资格证的比例较低;在年龄方面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学历以大专和中专为主;民办教师不能享有及时进行专业发展教育的权利。 在改变现状的建议中，郭宗礼认为民办园可以采取包括严格教师的准入制度，切实提高民办园教师的待遇、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民办园教师的专业化培训措施来改变民办教师的发展现状。这一建议较具有普遍性。

　　研究者除了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搜集相关的理论资料外，还采用了调查法、问卷法、观察法搜集实践资料。从而，使研究成果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依据。在研究路线方面，有的研究者采用从理论到实践的方法，先介绍相关的理论，再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阐述现有民办园生存的特点，最后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有的研究者遵从纯理论的路线，通过分析国外发展教育的经验，启示我国政府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应发挥的职能;有的研究者遵从由点到面的路线，以一个城市或乡村的民办教师发展现状为突破口，进而从宏观方面提出国家在促进民办教师专业发展中应尽的行政与法律职责。

　　研究内容较多集中在民办幼儿教育的发展状态及改进策略方面。研究者最早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农村、城乡民办园的教育状态方面，在提出改进建议时，也是较多地关注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近几年，有些研究者开始转变视角，从社会公平和教育公益性的角度研究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发展民办幼儿教育的意义，不仅研究民办园自身的发展状态，而且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同一区域公办园的发展经验，阐述民办园和民办教师在改进自身状态方面应承担的责任。有的研究者将视角转向国外，将外国政府、民众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的经验引进国内，提出促进我国民办幼儿教育发展水平的举措。

　　首先，已往的研究大都遵循一个既定模式，即阐述现有问题，简单分析问题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很少有研究者能够从教育学、社会学角度挖掘改进民办幼儿教育现状措施的理论根源。其次，关于民办幼儿教育的历史性研究也较少，这样就使现有的研究缺乏历史经验的借鉴，从而成为断点式研究。第三，关于国外民办教育的研究，也仅仅是停留在国外政府在发展幼儿教育中承担责任的经验介绍上。这些经验仅仅是当时某国教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与中国的教育、经济现状的可比性较低，其经验也就不具有可参考性。

　　首先，目前的研究只是关注我国民办幼儿教育的发展，很少有研究者从微观层面详细分析国外私立幼儿园的发展经验。仅有的几项研究也都是关于国外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政策和国外实施补偿性教育的法律、文件的介绍，对于国外私立幼儿园和教师自身发展、私立与公立幼儿园的互助发展、家长与幼儿园的互助发展方面的研究较少，与中国相关方面的比较研究则更少。其次，研究成果表明，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农村、城镇民办幼儿园的发展现状方面，所提建议也仅仅是针对改变现状而采取的措施，没有预测未来民办园的发展趋势，没有分析这些措施的可持续发展性。

　　2004 年以来以民办教育为主题的论文有 1091 篇，其中核心期刊 387 篇，博士论文 36 篇，硕士论文719 篇;以民办幼儿教育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 39 篇，其中核心期刊有 17 篇，博士论文 1 篇，硕士论文 22篇。相比民办教育，民办幼儿教育的研究成果数量甚少，而且多集中在 2010 年之后，2010 年以后关于民办幼儿教育的期刊论文有 21 篇。这是因为，2004 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在教育界掀起了关于民办教育研究的热潮。尽管在法律中也提到了民办幼儿教育的发展，但是，毕竟不是重点，因而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过多兴趣。2010 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在这两个文件中，国家把学前教育独立出来进行详细的阐述，激起了研究者的较大兴趣。可见，国家政策指导文件是研究者研究内容的风向标，直接关系研究成果的数量变化，出现了学术研究的跟风现象。这一现象必将影响学术研究方法和内容的创新，降低研究成果的质量。

　　首先，未来的研究者将更加关注我国民办幼儿教育的田野化研究。通过对某一地区、某一民办园的实地调研，分析、总结相似地区、同一水平民办园的发展特点，提升经验的理论水平，加以推广。挖掘问题的本质，以相关理论为基础，提出改进这一类民办园质量的措施，以提高研究的效度。其次，跨学科研究将逐步增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和经济的支持。未来的研究者在研究教育学问题时，将寻求相应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支撑。第三，研究者还可能选取国内外两个经济、教育发展水平相当的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国外发展幼儿教育的经验创造性地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提出可操作性的发展策略。

　　5.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满意度模型实证分析——基于华南地区6所研究型大学的调查

　　8.研究生参与科研现状及其对培养质量的影响——基于部分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调查分析

　　18.科研实践培养理工科研究生创新能力的路径探索——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21.基于综合评价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效率指数研究——对“985工程”一期34所高校的实证分析

　　29.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助推器——校内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33.我国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于1996—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43.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凝视——从三部委《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谈起

　　50.中国省域研究生教育竞争力与经济竞争力协调度双层次因素分析与综合评估——兼论促进区域研究生教育布局优化的可能路径

　　63.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指数测度方法——对“985工程”一期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实证分析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教育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研究的水平和层次也不断得到提升。然而,作为工具手段的教育研究方法却仍处于落后水平,文献法、经验总结法等理论方法仍占多数,定性定量相结合方法虽日益被重视但仍占少数,相比于西方尤其美国的多种多样、多元跨学科研究有很大差距。本文对二十一世纪以来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领域进行文献分析,从期刊文献的角度了解了我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现状,以发现不足,寻求改进。

　　纵观教育研究方法的历史,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从重视教育实验研究,到强育行动研究,最后在二十一世纪初提倡教育研究“范式”的争论中质的研究方法被引入了教育研究。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问题被研究者所关注,如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质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分类及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结合、混合范式等问题。教育研究方法不断从经验走向理论,从单纯定性走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1]。调查研究和实验也有了较好的发展,建立了多元的教育研究方法体系,对这门学科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成果。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教育研究方法”为精确提名或关键词能搜索到有关教育研究方法论文127篇,其中2000年到2008年的论文103篇。下面对全部论文进行分系比较。

　　在2000年3月到2010年3月10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内收录的有关教育研究方法的论文篇数总趋势是增加的,并且自2004年以来,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兴趣一直较高。2005年到2010年间发表的论文数占二十一世纪以来总量的69%。

　　将论文分为教育类全国核心刊物、大学学报和其他三类期刊,可以分析出研究教育研究方法领域所发表的文章在全国核心刊物(根据2008年《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划分中占了1/3以上,层次较高。

　　对这103篇论文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大致分为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分析内容比较类、教育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的探讨、教育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教育研究方法在实践应用中的反思总结、教育研究方法创新、教育研究方法的价值意义和其他一些内容。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基于二十一世纪初的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范式和方法论的争论的激烈及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的关注,所中一半以上是关于这两个问题;第二,关注教育研究方法的中外分析、内容比较及历史沿革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文献综述的研究者多于1/4以上,而这几方面均有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取得了一定成果。

　　首先,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作出定义。众所周知,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结构的开放系统,因此,作为工具手段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种形态。如文献法、数模分析的方法、调查法、实验法、个案研究、历史方法、比较的方法等[2]。然而有关方法的分类似乎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统一的标准,在这里,我姑且将它分为思辨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思辨的方法多用于一些文献综述的论文中,而实证的方法包括定量、定性和混合研究。具体来说,定量研究包括:描述统计、经验和方差分析、多因素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独立卡方检验、结构方程模式等;定性研究方法有:访谈、重点小组讨论、观察法、文献内容分析等。同时定性定量相结合混和研究方法也越来越被重视[3]。基于上述分类,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会发现我国教育研究方法领域还存在着众多问题:

　　从内容分析上来看思辨类的文献综述文章占10.68%,加上现状分析内容比较和实践问题反思总结、方法论探讨等定性研究文章更是占据了几乎全部研究结果,而定量研究、混合研究少之又少,定量中描述研究、试验研究等研究的文章几乎为零。实践问题反思总结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性总结发现,相比于国外的教育研究方法领域,我国学者做的大多都是论辩、综述的文章,缺少拥有第一手资料、原始数据的实证性文章,研究方法单一[4]。

　　在关于方法的探讨上,很多文章所出现的关键词,如混合方法研究、多学科研究、教育叙事研究等都是一些“泊来词”。我国教育研究还处于学习借鉴阶段,在教育实践中,大多仍常用文献法、观察法等传统手段,并且,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方法的体系的三个层面:方法论、研究方式或者具体策略,在这103篇论文中都有涉及但并不系统深入,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有特色的体系结论。

　　相比于国外教育,我国对方法论的研究仍然显得不够深入,追溯下来,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我国高校对教育学研究生的方法论教育不够重视。在对厦门大学高教所、华东师大高教所、华中科技大教科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四所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查[5]中发现,在研究方法课程设置上,仅华中科技大教科院开设教育哲学选修课程,北大教育学院开设有教育研究方法论专题,其它两所院校均没有设置相关研究方法方面的课程。同样,我作为高等教育学硕士在学习过程中便发现了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我国“对研究方法与技术类课程重视不够、设置不多,其结果就使得学生对研究方法的知识知之不多,对研究所需要的具体技术掌握不够。势必导致在研究过程中正确使用研究方法与技术的能力欠缺”。[6]我国这样的研究者培养状况也必定导致教育研究方法的以上种种问题。

　　二十一世纪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必将引起教育的竞争和进步,教育研究方法也必定会随之得到长足的发展,在不断反省、批判,以及对传统或新兴教育研究方法理论的审视基础上,不断揭示出适合于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及基本特征,不断推进教育研究的发展,最终为教育的研究服务。从相关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教育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二十一世纪以来,教育研究中的经验化描述、单一化手段在逐步改变,研究者们在不断进行定性与思辨研究结构的优化,不断寻求定量与实证研究的加强,以及不断发展对于混合范式的研究[7]。从103篇论文中占到14.56%的关于现状分析内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各类研究者在尝试使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包括用多媒体技术来收集资料,有几篇使用SPSS等软件来分析相关数据,用结构树的逻辑来阐述问题和从思辨实证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解决问题。教育研究手段不断深入、具体,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各个层面进行构建,突破以往大而泛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识,细致到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方法及教育研究中具体使用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层面,在103篇文章中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各种范式的争议到具体出现例如《叙事研究》这样的论文,可以看出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方法必定会不断细化,具有中国特色,方法论不断建立、填充和完善。

　　首先,教育研究方法与多学科融合,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采用了其他学科的概念、视角和方法,如2000年发表于教育试验与研究的《从复杂科学视角反思教育研究方法》、2006年发表于江苏高教的《学科语境:教育研究方法的新视角――以“高等教育产业化”论为例》等核心刊物的高水平论文。其次,教育研究趋向多元,如实践取向、人本取向、系统取向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应用教育研究方法来审视各学科教育中的问题,在23篇关于实践问题反思总结的论文中涉及了数学、生物、医学、政治、教育技术等不同学科,以及教师、农民等不同人群的教育和社会、家庭的不同教育问题。再次,在具体方法上,各种方法在不断整合,定性定量混合研究研讨增多,展示出以多元的方法论去指导教育研究方法,促使我国教育研究的尽快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仍处于发展状态,任务还十分艰巨,然而它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其研究成果能使教育研究更加科学有效。目前我国这个领域虽存在着种种问题,但二十一世纪其研究前景必将出现一个科学化、系统化、多元化、个性化的方法体系。

　　[1]郑日昌,崔丽霞.二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J].教育研究,2001/06.

　　[2]丁洁.我国高等教育现行研究方法分析[J].高教探索,2005/04.

　　[3]曹如军.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与混合方法研究之比较――兼与田虎伟博士商榷[J],2008/04.

　　[4]潘懋元,刘小强.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与问题[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08.

　　[5]田虎伟.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的比较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8/04.

　　如何营救游泳池中的深度溺水者——窒息溺者的施救上岸和肩背运送 唐雪瑾，吴丙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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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城镇体育,大社会问题--来自我国小城镇竞技体育的调查报告 刘志民，丁燕华

　　“教育安全”作为一个舶来品，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讲的“安全教育”问题。“安全教育”主要指向于保障生命安全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交通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食品卫生教育，学生校内活动安全教育，防触电、防溺水教育，体育运动安全教育，劳动及日常生活安全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教育。而“教育安全”概念倾向于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的意义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从现实的角度两个方面来认识。就历史的角度而言，我国幅员辽阔，边境接壤的国家数量众多且与周边国家交流频繁；同时，我国从近代开始频繁借鉴、学习国外的教育思想与理念，对我国本土的教育产生一定的冲击；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首先，教育安全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家综合能力的竞争，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同时突显出这些核心要素的安全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教育作为文化下属的概念，由此可见教育安全研究的现实意义。

　　围绕“教育安全”、“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等三个关键词进行资料搜集，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的学术论文，网络上相关政策文件、讲话报告以及新闻信息等。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的仅程方平的《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一书中有涉及教育安全问题；就刊发的期刊文献而言，输人“教育安全”搜索CNKI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查询到2001年1月至2013年12月发表的学术论文计62篇，刊发教育安全研究论文的主要刊物是教育类刊物，且大多数发表在教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上。

　　“教育安全”源于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的《国防教育法》，该法案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此后“教育安全”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鉴于“教育安全”并非本土概念，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势必经历从引进到本土化的过程。在我国，“教育安全”由程方平在2001年的《论西部开发中的教育安全问题》中首次作为一个新概念提出，并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关注。在教育安全研究中，文献法在研究方法中占了绝对优势，研究内容主要是对世界各国中包含“教育安全”的法案和报告进行翻译和解读；此后基于对国外“教育安全”解读，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开始深入到本土化的研究，即因地制宜地在我国的教育现状上去构建概念，并通过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的教育安全现状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研究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教育学、国家安全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领域，丰富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相对于思辨色彩较重的文献研究法而言，使用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我国当前教育安全问题何以存在、何以可能、何以实践等问题展开论证并有大量研究成果涌现，且使得“教育安全”研究在深度、广度和理论创新程度有了一定的突破。

　　教育安全的内容研究在我国呈现出梭型，即两头尖中间宽。最初学者的研究重点聚焦在教育研究上，此后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我国研究重心由教育延伸到文化安全，扩充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但也出现了研究无重点、泛泛而谈的局面。此后，程方平、王北生这两位学者从教育的安全功能以及西部开发中的若干教育安全问题将国内研究由狭隘的教育问题探究过渡到深层次、广内涵的教育安全问题研究。教育安全研究又重点聚集在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概念本土化以及我国教育安全现实问题研究上。但对教育安全内涵研究的不清晰、不透彻也阻碍了我国教育安全的后续研究。

　　由于“教育安全”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我国学者最初的研究处于引进概念阶段，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主要落脚在“安全”、“国家安全”和“教育的安全功能”等概念的理解变化上。就研究内容来看，在教育安全研究文献中涉及次数最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和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等三大方面。

　　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教育安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日本为了应对日趋常态化的国际交流，在《日本发展报告2000―2001》中指出：“教育安全意味着本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的回归，强调保持日本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呼吁传统文化的传授和现九游会J9 J9九游会代科学技术的学习。”2013年5月，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独立工作组提交20t2年《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教育的不足从四个方面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1）关系国家安全的学科领域人力资源不足；（2）在美国许多年轻人不具备足够的能力面对日益高技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要求；（3）公民缺乏全球意识，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公民的全球意识上；（4）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影响国家凝聚力、自信心以及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和意愿。报告还对如何通过教育改革保障国家安全提出了三大政策性建议：（1）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提高教育目标，加强教育评估；（2）推动教育结构性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3）建立“国家安全准备审核”，使学校和决策者为教育的结果负责，并引起公众关注，建议美国教育部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各州共同建立年度教育审核。

　　就当前国内学者针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而言，可谓“百家之言，各执一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程方平提出教育安全是指涉及与国家安全、民族兴衰、社会安定正负相关的各级各类的教育问题。程方平指出：“在诸多‘安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人的问题，包括人的各种需求、思想观念、智能才干、民族特点、宗教习俗等等，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与矛盾。这类问题本文称之为教育安全问题。”其其格从要素涉及的广度上丰富了教育安全的内涵，她指出“教育安全”不是在描述某一专门领域的问题，而是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教育和教育发展等研究领域以及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人力资源理论等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涉及与国家民族安全成正负相关的各类教育问题。姚淑君认为，教育安全的内涵应该涵盖了教育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她试图通过“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促进人们全面宏观的把握教育发展。也有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定义相对简单，例如，殷杰兰认为教育安全的基本内涵是指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教育和教育尊严神圣不可侵，个性化的教育传统和教育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金孝柏认为，国家教育安全是国家为维护本国的教育，保护教育制度不受外来干涉和侵蚀，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教育利益的制度总和。何伟强指出，国家教育安全指某一特定国家行为体在对本国和别国教育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所判定的其教育领域“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

　　学者们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去探讨和尝试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例如：有些学者从政治立场来解释教育安全，把教育安全与教育、国家联系在一起；有些学者则从学科角度去阐释，试图用相关学科涉及的教育安全的问题来诠释教育安全的内涵。虽然学者们对教育安全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完整的准确的定义，但可以看出给教育安全做界定的着眼点主要落在来自国家内部和外部对本国教育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冲击与威胁上。王露茜和王凌认为，教育安全指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

　　综上所述，目前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主要是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进行演绎。首先，从整个内涵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安全”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政策文件中的，是政府基于对社会现状问题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考虑的政策规划，是从实践中提升的复合概念。其次，值得我们注意并需要强调和澄清的问题是单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对其内涵进行诠释是非常片面及单薄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教育安全”中“安全”的标准进行科学、具体的界定，明确作为对立概念“非安全”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讨论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再次，当讨论“教育安全”内涵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这两个维度进行讨论，即必须考虑“教育安全”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每个时间点受到当时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内涵变化。这势必要求我们必须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进行思考，故在界定其内涵时势必要谨慎筛选影响因素，务必体现出一般性和普适性。但需要表明的是，当运用到实际的情况中时应找出一个恰当的时间跳点来阐述其表现的独特性。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论述：“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在讨论国家安全视域中的教育安全研究时，需要从教育本身安全、国家内部影响和国家外部影响等三个维度来进行表现及对策研究。通过对“教育安全”的内涵分析可以明确“教育安全”应做以下解读：教育自身发展的安全问题，即从纯理论层次宏观的分析教育在价值取向、目标、内容选择、功能上出现的偏差及问题；教育在我国内部实际发展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三大要素的影响，在地域问题上触发的安全问题；教育基于前面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受到国家外部施加的影响产生的安全问题。国家外部的影响主要突出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视野的开阔使人民意识到自身教育发展的相对落后以及外来未经筛选的文化冲击下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这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意识的侵蚀以及人才的流失上。这样的解读同样坚持了前面提到的以开放、动态的视角去看待“教育安全”。由于收集到的文献里面还未涉及教育本身安全的研究，就不在此进行讨论了，但这也说明了国内教育安全研究在这方面的欠缺。

　　1.国家内部影响下的教育安全。当下，地域因素成为国家内部教育安全的重要触发点，边境地区的教育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即内源性教育安全问题多发于西部及边境地区。从收集到的资料分析显示，受国家内部影响的教育安全是基于地域这个基本面上，叠加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形成的叠加性的复合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和何跃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对的代表性，他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论述了地域性的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论述了由于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及政策扶持的相对滞后导致的教育安全问题。他首先论述了学校教育安全本身的问题，即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落后制约下的教育贫困，并以此为结点致力于研究学生学习环境的安全措施、政策等预防保障措施及建立公平的教育秩序和环境。以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中的重要因素，将“人的安全”为研究契合点把整个边境教育安全现状提升为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他描述了西部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个教育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及教育财政投入短缺，具体表现为教育的普及率、巩固率和合格率低下，教育教学水平相对落后以及没有因地制宜地发挥教育优势。与程方平的宏观视野不同，何跃将教育安全研究聚焦在“国门教育”这个对于国家教育安全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具体问题上，同时具备地缘文化关系和国家边境地区教育的软实力这两个显著的表现力。何跃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教育地图。他指出，在边境口岸的全面开放的政策影响下促进了境内外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当地多民族杂居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了国门教育（跨境民族教育）的多元化。他指出，当前呈现出我国边境人口向边境国家流动教育的问题，直接导致我国跨境民族在本国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上的模糊，引发边境教育危机，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跨省民族的教育缺失和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揭露了我国国门基础教育脆弱的根本原因。

　　2.国际影响下的教育安全问题。由于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和政策扶持的优先性，整个中东部的人民比较开放，且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持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频繁。外源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中东部及沿海地区。蔡宝来在《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中论证了在新国家安全观下，现代教育作为一项国家安全事业，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具有强大功能。在国际竞争关系下的教育安全研究把教育视为人才生产产业，主要讨论在全球化市场开放的教育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方面，在市场化的教育背景下，张进清、米晓东等学者论证了在全球化教育多元交流掩盖下的霸权主义文化的侵入和扩张对当前高校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价值观”的否认，通过以、问题等为借口输出“民主”“人权”等冠冕堂皇的意识概念以摧残大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人才资源方面，通过“优惠高校政策”及“托福”考试等收割我国优秀人才资源。此外，余睿论证随着教育市场的开放以及交流的扩大，更日益突显出我国基础教育的薄弱、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低、师资素质水平的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国内教育公平、教育公益性等问题激化，引发教育安全问题。

　　就国际影响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大多数学者在对策方面的提议基本从政府的政策监管、学校本身的自我调节出发，出发点主要落实在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教育安全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刊发的研究论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纵观刊发的论文便不难发现，至今我国学术界对“教育安全”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这也导致“教育安全”在我国表现出“广”的发展而不是“深”的发展，整个研究处于散乱的状态。在2004年之前，学者的研究重点基本落在将概念引入我国的应用，但在概念还没有清晰界定内涵的前提条件下，有学者陆续着手研究我国教育安全的问题、现状、基础和对策等相关问题，研究范围也扩展到地域性、经济性的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导致我国的安全教育研究出现断片的现状（即在这方面我国成系列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遭遇“瓶颈”现象（由于概念不清晰的局限而陷入泛泛而谈的局面，无法深入研究发展），这也正是2012年有学者陆续回归研究教育安全概念的原因。因此，当前教育安全研究的当务之急应是明确教育安全的内涵，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1.教育安全地域性研究欠缺。虽然有学者对云南边境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但我国幅员辽阔，中东西部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尤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多文化的复杂情况下，引发教育安全的因素交叉，难以找到切人点进行深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应加大地域性的研究，比较有针对性地对某一地区或地域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当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目前，中东部较突出的教育安全问题属于外源性，主要是受国外的文化冲击引发的。而西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当地复杂的多民族性、地缘性及经济落后重叠引发的问题。所以必须因地制宜地、有针对性地对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2.缺少比较视野。一方面，表现在国内东西中部的比较研究，即民族单一区对多民族杂居区、单一文化对多元文化、经济发达区对经济落后区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在缺乏国内与国外间的比较研究。我国对国外的研究多局限于解读、引进，缺乏对国外与我国之间的研究比较。

　　如上所述，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视角以教育学为主，国家安全学、市场经济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偶有所见。换而言之，教育安全的问题研究仅在教育学领域收到较高的关注，在其他学科领域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教育作为一门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每个社会人员息息相关的学科，教育安全作为学科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但从教育功能出发就应被视为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教育问题。如果研究视角能更加多样化，加大相关学科领域对教育安全的重视和研究，那么，更容易发现教育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以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为例，与一般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具有一定区别性。一般性的模式是由于外强内弱，发达国家的社会高速发展及教育跃进给相对发展缓慢的国内社会施加的影响；而在我国边境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上，我国在经济、教育及社会意识整体发展上是相对处于优势状态，但在边境教育不重视、教育投入紧缺的情况下发生的教育安全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教育的成效，也可以从法理的角度探讨教育安全问题。

　　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单一化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在教育安全的研究方法中，文献研究法可以被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虽然文献研究法在前期的应用对“教育安全”概念的引入有巨大贡献，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具有国别差异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单纯的文献法很难定位我国的教育安全内涵及描述和发现问题。且目前仅有个别学者在研究中引用调查法，并取得具有可信度和代表我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因此，日后的研究应更多地从实践层面去研究，引入叙述研究、扎根理论和教育人类学、社会学等在当下受到高度肯定的研究范式。从我国实际情况中进行自下而上的研究，以期为解决与学校、市场经济挂钩的教育安全问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需要强调的是，边境多民族地区作为在教育安全各方面问题都相对突出的特殊的研究对象，特别值得学者沉下去做实证研究。

　　基于研究核心的确定及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元化发展，相信通过学者们在元研究和质性研究等方面的有益尝试和不断探索，我国教育安全的研究会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不断互动之中丰满和充实起来。

　　[1][2]肖龙海，韩青青.美国教育改革的新动向――《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解读[J].比较教育研究，2013（3）：86-90.

　　[4]程方平.教育：国家安全的基础――关于“教育安全”的思考[J].教育科学，2006（3）.

　　[5]其其格.“教育安全”知多少？[J].内蒙古教育，2003（10）：45.

　　[6]姚淑君.教育安全及其法律预警机制构建之断想[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2005（4）：39-41.

　　[8]何伟强.关于美国国家教育安全战略的政策解读与思考[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叭0（5）.

　　[9]王露茜，王凌.我国的教育安全及其困境思考[J].教育科学论坛，2012（2）：8―10.

　　[10]何跃.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教育研究现状述评[J].学术探索，2009（6）：129―134.

　　[11]蔡宝来.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J].西北师大学～$，2003（5）：5.

　　[12]张进清.国际跨境高等教育：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8）：55―57.-

　　[13]米晓东.全球化背景F-～，J建我国高等教育安全体系的战略选择[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98―102.

　　[14]余睿.全球化中的高等教育与国家文化安全[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135―138.

　　人力资本理论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兴起,无疑推动了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增强了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力。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这样定义,人力资本是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贝克尔在他的《人力资本》一书中这样定义:这一学科研究的是通过增加人的资源而影响未来的货币和物质收入的各种活动,这种活动就叫做人力资本。笔者认为,人力资本指包含在人体中的被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它体现在劳动者身上,并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非物质资本。

　　且不论人力资本到底该用哪种语言描述,我们只要简单的看一下人力资本的含义以及人力资本问题的相关概念,不难发现,教育人力资源是在整个人力资源体系中是有着

　　众所周知我国是人口大国,如何将众多人口转化为能够使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教育能够改变和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命运,也能够改变和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其在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但中国的人力资源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资料表明,我国15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仅为7.85年,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42年,两项平均仍不到初中二年级水平,与美国100年前的水平相仿。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中国2000年25—64岁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只占18%,受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占82%,受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水平者比例高达42%。每百人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不足5人。从这些数据看来,高等教育人口数量偏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劳动力受教育比例的偏低,导致高层次专业人员和劳动熟练工人严重缺乏;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又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劳动力产业结构失衡,产业、行业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的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4年。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难以支撑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2000年,我国、保险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达13.19年,是第三产业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行业。但与日本相比,我国这些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仍旧与日本相差0.8年。因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程度也不能够完全适应现在产业、行业结构升级的要求。

　　针对当前中国人力资源受教育的现状,笔者认为加大教育力度对教育本身,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以及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数据表明,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公共教育经费的分类,我国大中小三级教育的比例也很不合理。

　　7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初等教育却相对萎缩的状况,这不符合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因而出现了教育资金的低效运作,尤其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在三级教育之间的配置明显体现这个特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前很多大学的大楼在国家教育经费的支持下建起来了,可是教育水平,师资力量,以及学生素质并没有和这些基建的发展同步;而另一方面,初等教育经费不足,有些地方初中生甚至不能完全入学,教师数量不够支持学校教育,严重制约的最基础的教育。

　　然而高等教育经费的增加也只是相对而言的,高等教育经费短缺仍然是高等教育不能充分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以来是由政府支持,然而由于经济状况,物价上涨,通货等问题的存在,政府远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近年来,高校本身也在注重利用自身优势积极自筹教育经费,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社会对高校的赞助也在增多,这都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有关研究表明,教育的收益率大于物质的收益率,教育的边际效益大大高于物质资本的边际效益。正如舒尔茨所指出,对人的带来的收益率超过了其他一切形态的资本的收益率。

　　因此,迫切增加各项教育,努力改变我国教育现状,就成为了当前的重要问题。对于我国教育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应当从我国目前适龄入学人口数量多、基础教育普及率尚待提高以及小学和中学教育经费投入相对偏低的具体情况出发,适当地提高基础教育,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的经费支出比重,并相对降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重。另外,在教育经费总体向基础教育倾斜的前提下,注意使各类学校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亦日趋合理。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直接而密切的学校、专业等,要适当加大支持力度;而其他类型的学校和专业也要根据按照轻重缓急给予适当的分配比例。

　　从劳动经济学上看,教育的加大可以在后续过程中收到更大的收益以抵消因带来的成本损失,而进一步的论 证则更加可以证明这种正负相消的结果为正。J9九游会 九游会J9也就是说,在中国当前的状况下,加大对教育的可以提高整体国民素质,而国民素质的提高则可以带来国民经济的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数量和质量上提高的结果,而人力资本理论则证实了人力资源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更大的作用,发达国家的例子表明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经济增长都是由人力资本所带来的。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力资本积累和增长的主要途径。

　　综上所述,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或科技进步的源泉,在各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而我国就应该在充分认识其重要性的基础上加大教育人力资源力度。

　　[摘要] 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是当前创业教育中需要重视的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梳理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简述了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认为构建培育机制是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研究中的重点，并提出了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过程概念性模型。将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因素分为间接的和直接的两大因素集合，探讨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耦合机理，进而构建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机制。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机制研究”（2011sk429）

　　[作者简介] 沈红明（1976-），男，安徽长丰人，铜陵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创业教育

　　随着知识经济时空环境的日益显现，知识与信息成为首要资源发挥其作用的空间也越来越大，这为大学生创业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大学生创业活动正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但当前我国实施创业教育的高校普遍侧重创业知识和技能传授，而相对弱化了创业心理素质培育[1]。创业教育要突破表层化的创业知识技能“复制”向更深的层次推进，需要重视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问题研究，需要构建长效的培育机制来提升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

　　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视角来看，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创业心理素质发育程度高低，直接影响着大学生能否由潜在创业者顺利转化为现实创业者，直接影响着大学生能否在纷繁复杂的创业活动中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直至取得成功。面对日益扩大的大学生创业需求群体，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保障和思想育人作用，提高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育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显然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期需要研究的新课题。把大学生群体创业心理素质培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视野，在一定意义上创新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引入创业心理素质培育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创业教育理论。

　　在实践中，破解当前大学生群体就业、创业中的诸多问题，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为大学生转变和更新就业观念提供直接现实的思想推力，就是要为他们由潜在创业者转化为现实的创业者提供持久的创业精神支撑。着力研究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问题，构建可持续性的创业心理素质培育机制将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就业创业观。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在一定意义上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实践对象，这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增强针对性、提高实效性的积极体现。

　　关于创业心理素质，可以上溯到近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912）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论述，他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包括“果断、机智、谨慎和坚定”以及“自力更生、敏捷并富有进取心”“对优越性具有强烈的愿望”的心理特征[2]。创新经济学之父、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934）提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经济首创精神，是一种打破市场均衡的“创造性破坏”的创新精神[2]。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管理学界、经济学界非常重视企业家精神研究，甚至认为创业教育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教育，创业教育的内核在于企业家精神的教育， 因此创业教育又被称为“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与创业心理素质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创业主体素质方面的研究，如“美国卡鲁创业家协会”实证分析出了11 个“创业家的心理特征”。

　　关于创业心理素质培育，以美国百森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创业教育理论与实践为典型代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将创业心理素质蕴涵的创业精神纳入创业教育理念当中并通过高校办学宗旨明确表达出来；把创业意识、创业个性特征和创业核心能力等有关创业心理素质与创业知识技能进行整合，构建综合性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通过案例教学、智力激励、虚拟创业等教学方式实现创业心理素质培养；构建较为完善的创业教育实践体系，鼓励学生参加“产学研”活动，在创业实践中培育创业心理素质；建设创业校园文化，营造宽容失败，推崇创业，鼓励“冒险”、创新的校园文化环境[3-4]。

　　另外，在社会组织培育层面，以英国2005 年启动的创业远见运动（Enterprise Insight，EI）为典型代表。该运动由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组织团队组成，它包括企业、媒体、教育、创业组织、地区发展局和创业家个人，旨在营造创业社会文化，提升青年的创业意识，鼓励青年的创业精神。

　　基于对国外创业教育的译介和基础性研究，我国学界对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问题已开展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如陈灿军（2004）较早地提出了培养良好的创业心理素质是创业教育的前提和关键，创业教育要注重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调适能力的培养[5]。贾文华（2004）从行为动力、创造心理、发展心理和教育心理等角度探讨了创业教育的心理学基础[6]。衣俊卿（2006）在分析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现状中特别指出，操作和技能层面的设计创办和经营管理企业无疑是创业教育的重要形式和内容之一，但却远远不能涵盖创业教育的全部内容和深刻内涵，要注意把创业教育渗透于专业教育和基础知识学习中，要注意学生的个性、创业能力和创业心理素质的发展[7]。陈小娟、赵力明（2008）探讨了大学生创业心理品质的现状和培养途径[8]。仇志海（2012）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探讨了从个体主观积极体验、关注个体人格特征和利用心理暗示力量等三个方面来构建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养体系[9]。还有学者就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进行了问卷设计和现状调查，如李军红、蔡丹等（2005），围绕大学生创业动机、创业观念和创业品质三个方面对在校生进行了问卷调查[10]。韩力争（2004）提出了从创业动机、创业能力、创业人格和创业相关知识四个维度来设计调查问卷[11]。姚德明、彭晶（2011）对武汉地区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状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12]。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我们或是认识到了创业心理素质的重要性，提出创业教育中不能忽视创业心理素质问题，或是就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现状展开了若干调查，或是以某种视角对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途径等展开了若干探讨，等等。林磊、陶思亮（2012）对中美大学生创业心理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特别是创业心理教育还处在起步阶段[13]。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问题研究应向更深层次推进，我们需要考察和基于实际情况，着力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解答“培育什么”“何以能够培育”和“如何进行培育”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素质论、心理内化论等和创业教育理论一起构成研究的直接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素质论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精神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具有自然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一切由于劳动而得到提高和改善的人的特征都属于人的素质范畴。人的三种因素、三种属性，构成了人的自然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其中，人的心理素质包括认知、需要、动机、情感、意志、性格等智力和非智力方面的素质，是人的素质结构的核心因素。心理素质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将外在的东西吸收、内化、沉淀于主体内的一种潜在的机制，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心理内化论认为，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些对于我们探讨“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何以能够培育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等提供了理论基础。

　　对本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具有鲜明的目的导向性和科学的多维内容及方法论。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与方法，还要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的一些理论成果的指导意义，比如，从传统“社会需要”的研究范式转向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的研究范式对于大学生创业需要、创业动机的相关考察就具有显在的指导意义,比如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设计和方法对于创业校园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借鉴价值，等等。

　　另外，教育心理学、创造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等心理学相关理论基点虽有差异，但对“大学生何以能够生成创业心理素质”都各有其理论关照价值。如班都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突出强调个体(P)——行为（B）——环境（E）三者间的交互作用（reciprocal determinism），认识到了内因与外因相互间动态作用的过程，但它却并不能完整、清晰地解决人的发展的原因与机制问题，它是一种机械论，缺少了辩证法，虽然有其内在缺陷，但确能为我们分析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过程因素及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等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在评述国内外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相关理论与实践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或显性的、或可量化的特征，科学设计调研手段和调研工具，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开展相关社会调查：一是创业教育现状，比如教育理念的转变，创业教育体系建设，这其中包括师资队伍、教学、教育实践等，创业校园文化建设，校园创业组织和组织行为建设（如大学生创业协会、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SYB 教育实践等；二是高校所处区域的社会创业文化发育状况、社会创业组织及其运转状况；三是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现状。在社会调查中，从既往的创业心理素质培育历史经验中抽离出的显性量化特征，能否符合社会调查过程中的实际需要还有待在调研中验证和补充，对历史文献进行反复梳理，注意调查工具设计，如调查问卷的科学设计、扩大访谈调查的样本、积极利用心理学相关测量方法等，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在对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现状具体分析的过程中，调查数据信息处理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创业心理素质培育现状分析的科学性，在定量分析方面将积极运用适合的分析统计软件，在定性分析方面必须坚持相关基础理论的指导。如此种种，形成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研究的实践基础。

　　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如何培育？这不仅仅要根据大学生主体因素本身，更涉及到高校教育资源优化整合、区域经济社会组织环境有效供给、创业社会文化氛围营造等复杂因素。探究培育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间的协同作用机理来构建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机制，理应是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问题研究中的重点。要达到构建创业教育中创业心理素质培育的长效机制的研究目的，突破点在于筛选出创业心理素质培育过程中的影响要素并考察这些要素之间的耦合机理。

　　从宏观视角来看，研究假设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会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可经由专门的创业教育、创业社会文化、家庭教育、创业社会实践等不同途径间、各种环境因素间的配合与辅助来培育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是在主客观因素永续不断地相互作用中，是在持续的创业社会实践活动中得以内化、外化、再内化形成的，而创业实践活动时刻受到外在环境因素的制约、激荡，不断动态变化的外在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如图1 的概念性模型所示。

　　如是，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因素可以分为间接的和直接的两大因素集合：一是间接的成长背景因素集，二是直接的创业环境因素集。成长背景对大学生培养和形成创业心理素质具有基础性作用并且往往是潜移默化、间接地发挥作用，这些环境主要包括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社会文化背景等。创业环境主要指向创业行为产生和创业心理生成的直接外在诱导因素或制约因素，如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大学生创业园区建设情况，等等。

　　如是，廓清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探讨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耦合机理，着重探讨大学生主体因素在这些作用和机理影响下创业心理素质如何生成和外化，验证研究假设，进而构建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育机制。

　　[1] 沈红明.论我国高校创业心理素质培育的现状、问题和对策[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9):88-90.

　　[9] 仇志海.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养研究[J].理论导报,2012(9):53-54.

　　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高度重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促进大学生素质的全面健康发展，既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更需要付出切实的行动，而首要的任务是要把理论的探讨奠定于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可操作性的切入点，扎扎实实地为弘扬和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最终促进大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做些基础性的工作，以超越脱离实际的经院哲学式的论争。当前，开展关于中国大学生民族精神素养状况的调查就是一项基础性的、迫在眉睫的工九游会J9 J9九游会作。

　　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精神风貌和精神特征，是一个民族在历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她具有对内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中的骄娇一族，既需要学好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掌握好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本领，还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具有爱国、敬业、创业、献身精神。而理想道德、纪律等精神层面的提升，使他们无法割断与民族精神的血脉联系。

　　人们常用“育人”概括教育的本体含义。育人包括传授知识、发展智力、培养能力，也包括传播思想、陶冶性情、培养人格，前者教人做事，后者教人做人。两者统一在同一教育过程之中，统一在学生的成长发展之中。

　　大学生要学会做人，做人必须做事，而做事就必须掌握做事的本领，业务要精益求精。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必然要在做出有价值的事中显现出来。做事必须会做人，学会做人，必须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格、美好的心灵，这样才会使做事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国家，同时又实现自我价值。大学生倘若不知人生真正的价值，他们虽然掌握了做事的本领，也可能做出有害于民族、国家、社会的事。教育的真谛是教人做人，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在这方面，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精神能够成为大学生承继过去、浸染传统、与时俱进、开创未来的重要精神营养①。

　　一个国家民众的民族精神素养状况是一个国家人文素质乃至整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参数与指标，而大学生的民族精神素养状况是上述参数指标不可或缺的一环。了解大学生的民族精神素养状况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现状的认识，实事求是地了解其状况又是我们进行教育理念的转变和教学改革决策不可或缺的前提。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实力的比较已经改变了以往单一的GDP增长指标的比较，国民人文素质指标也成为了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联合国每年公布一份《人文发展报告》，对世界各国的人文发展状况进行评估。而且，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和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也都加进了“人文发展指标”一项。在我国，尽管对上述问题进行全民族的调查研究还有很大难度，但是在高等学校率先开展大学生民族精神素养的全面调查既很必要，又有可能。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民族传统沉淀丰厚的国家和世界重要的文明系统，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素养现状进行全面的了解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考指数，另一方面，设计科学的量表和运用合理的方法调查大学生的民族精神素养状况是了解大学的现状，加强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同时，就目前现实状况而言，高等学校也已具备了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素养现状调查研究的基本条件。

　　三、加强大学生民族精神素养状况的调查研究是大学生素质教育和大学改革的需要

　　进行大学生民族精神素养状况的调查研究是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和大学改革的需要。从国际的广阔视角和文化的深层视角看，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真正问题是教育培养目标的极度功利化。它表现在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导致学生的整体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审美情趣的窄化和滑坡；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大学教育整体上的极端功利、肤浅和世俗；科学技术偏颇化导致“人”在教育中的派生、偶然角色，无足轻重②。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及其内核面临被逐步消解的危险，大学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认同危机。而作为民族文化核心和灵魂的民族精神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它表现在大学生对民族精神和信仰的怀疑与分裂、冷淡与漠然、困惑与彷徨、盲目与浮躁。扭转上述状况，改革大学教育、加强素质教育，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各项措施，都必须建立在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素养状况的全面调查基础上。

　　四、加强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素养现状的调查必然弥补民族精神教育理论研究的种种不足

　　目前，加强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的教育已逐渐成为教育界的热点，学界有识之士进行了积极探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这种探索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理论研究多，实际运作少；理论研究主要是反映性和学理性的，集中于对某些事例的分析，进而强调大学生民族精神素质堪忧，呼吁重视对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培养教育；由于这些论述重感觉和学理，轻调查与实证，因而提出的一些结论总有空洞之嫌。当然，也有一些高校和机构在民族精神教育问题上对某些群体的大学生进行某些特定内容的调查研究，笔者也曾见过一些调查报告。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整体上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素养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的，而以往的调查主要集中于民族精神的某一部分内容，调查的对象范围也很狭窄；也没有对大学生的民族精神素养状况绘出总体的图景，对提高大学生民族素养缺乏全局性的、长远的、准确的对策和建议。因此，超越琐碎与自发，有组织、科学地进行整体性的大学生民族精神素养现状的调查和对策研究势在必行。它的调查数据、调查方法、对策研究必将对民族精神相关理论的研究和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起到积极的影响。

　　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素养现状的调查研究既然在国内还没有全面进行，那么这样的做法应该属于一个创新。放眼国际国内，尽管人们越来越重视此类问题的研究，但不可否认，社会更重视对大学生科学素质的培养。例如，从1979年开始，美国开始运用所谓的米勒体系对公民的科学素质进行了4次调查；我国也在2001年运用米勒体系对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当然包括大学生。这种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公民科学素养的调查研究，一方面表明它们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素质调查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恰好表明相对的大学生民族精神素养现状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然，我们还没有现成的评估体系，需要开发，国内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敢为天下先。

　　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素养的现状调查应该通过科学、合理的体系、方法进行，比较真实、全面地把握当前大学生的民族精神素养现状，并对现状进行严谨的分析研究，系统地提出关于提高中国大学生民族精神素质的对策和建议。我们应该从战略意义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并尽快开展这项工作，提高大学的品位和促进大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全面进步贡献力量。